日本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，它的经济增长率在60年代是10%，70年代是4%，80年代是4%，90年代是1%。日本在1971年即颁布《高年龄者等雇佣安定法》，给企业强制性地提供了三选一的措施：提高退休年龄、导入继续雇佣制度、废除退休限定。

1986年日本政府颁布《长寿社会对策大纲》，1995年建立了老龄社会政策委员会，立法也经过了从单项立法到综合性立法渐进的过程。根据《高龄社会对策法》，日本在1995年制定《高龄社会对策大纲》，作为21世纪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定的综合战略，它有五个方面。第一，老年人工作和收入。第二，老年的健康和福利。第三，老年人的学习。第四，老年人的居住。第五，老年人的研究。

具体做法有三条，第一条是为老年人提供就业和工作机会，鼓励老年人一直工作到65岁；第二，鼓励在职人员在职生涯中要展现他的工作能力和潜力；第三，鼓励、促进国民年金体系持续运行，支持老年人通过自我努力实现收入保障。这几条是使日本年金激励逐年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，目前是13000亿，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的现收现付体系。

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从1960年到70年代前期，全民养老金、全民医疗保险机制得以完善。但少子化、老龄化现象不断加剧，作为支付对象的老龄人口在增加，而负担税收和社会保险的年轻人口却一直减少。20岁—64岁人口，与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，已经从1965年的9.1倍，1990年的5.1倍，下降到2011年的2.5倍。据预测，到2025年为1.8倍，2050年是1.2倍。入不敷出之虞迫在眉睫。

世界发达国家护理制度有两种体系：一种是在北欧诸国实施的，完全把税金当作护理所需财源的方式；一种是德国采用的，从国民收入中征收保险费的方式。日本是采用了一种独自的折中方式税金和保险费各收50%。

日本的护理保险的特色在于，利用额度的上限非常高，同时通过税收转移支付，对老龄化比率不同的区域进行再分配。

老龄化人群的增加，伴随着护理人群的需求增加，需要护理的程度也随之提高。如此一来，对护理服务的需求便会增高，也就更加需要社会保险费。日本社会保障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，已经从1990年度的10%，上升到了2009年的20%。

增加护理支付费用的财源有两种方法。一种是增加保险费的总额。考虑提高40岁以上人群所缴纳的保险费，或者将被保险人的年龄降至更低。还有一种是增加税金的投入额度。国家的财政可以考虑增加对护理保险费的分配，但在所有领域的财源都紧张的情况下，操作起来也有难度。护理保险三年进行一次制度改定，可是对国民来说，每次改定都使得保险更难为人所用。

因此能考虑的就是增税。日本把租税负担率和社会保险负担率合在一起的比率当作“国民负担率”。日本的国民负担率和OECD（经济协作开发机构）诸国相比还是很低的。特别是消费税，在欧洲达到20%的国家也是有的。如此想来，日本有着提高税率的充分余地。为确保社会保障补贴的资金来源，日本政府制定了“社会保障和税收一体化”方案，国会已经通过，消费税率将阶段性地由5%上调至10%。

有关机构进行的舆论调查表明，大概六成国民愿意负担比起现在更高的税率。但给民众带来新的负担，会影响政治家的选票。有识之士指出，政府应该接受这个现实，准备充足的费用去支持良好的服务和劳动环境。

人们正在探讨用其他办法来解决困难，既可以生活得更好，还能让日本经济恢复生气。例如让辞职在家的妇女继续工作，退休人员再次回归公司，以此来抵消正在逼近的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。所谓的“银发经济”虽然更多是一种消耗型而非生产型经济，但也不完全是一种“负能量”。

在护理保险制度引入之前，护理服务是通过税金来实现的，可否利用也是由行政机关决定。这样，接受护理便给人一种强烈的“从上而下的恩赐”感觉，服务的利用者也会被打上贫困者的烙印。在开始实行的时候，甚至出现了在意面子，讨厌护工把车停在自家门前的现象。

护理保险制度改变了人们的意识，需要护理的人可以选择自身需要的服务：“因为我已经支付了保险费，所以接受护理服务不是什么坏事”。

这个制度也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果。实施的第一年度的财源大约是4兆日元，相关的周边产业市场也增长了大约4倍。也就是说，创造出大约16兆日元规模的市场。这在持续多年的不景气之中，特别是在人们认为就业难的中老年女性群体中，创造了很大的就业机会。

需求也刺激了养老产业的市场空间。经营日式餐饮生意的公司“和民”，2005年新增了养老院的业务。而在刚刚过去的财务年度，办养老院的收益已经超过了餐饮的生意！即便如此，护理领域的问题依然严峻。比如劳动环境：老年福利院的护理工，工作条件比较严酷，每三天需要上一次夜班。不仅如此，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很少超过20万日元。很多护工因看不到未来的发展而辞职，在2010年，护工的离职率达到20%。

2000年初相继成立的福利专修学校，现在也很多招不满学生。这不是因为立志从事护理职业的年轻人在减少，而是因为父母反对说 “从事那样的职业是没有未来的”。这是全体社会对于护理这个职业所渗透着的“蔑视”思想在作祟。

如果需求增大、财源规模不变的话，服务人员跟不上的现象今后会进一步加重。现在已经出现了民间自助形式的 “老老介护”，即由60多岁的人照顾八九十岁的人。但治本之策还是改善护理人员的劳动环境，改变社会对护理行业的认识。

2006年，时任的首相安倍发出倡议，对入学考试或者就业失败的人应该给予再挑战的机会。事实上，日本老龄化专家认为，面对“后家人时代”的生存，要重新审视的不仅是制度，还有社会体系。“建设理想老龄化社会的女性会”负责人木通口惠子说,有必要让人生多次重新开始。

在教育上人们提倡，“要尊重孩子的个性”，可是在木通口惠子看来，老年人才更“有个性”。通过年龄来给老人分类的做法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应该构建这样一种社会，无论年龄几何，只要到了需要护理的状态，就能够接受良好的福利护理服务，与此同时，只要是健康的人，无论多大年纪，都能够进行工作。日本1986年实施了男女雇佣机会平等法，雇佣方面的男女差别起码在形式上被废除了。与此相同的是，日本还需要制定“年龄差别禁止法”，考虑废除年龄方面的限制。

对于老龄化人口来说，退休金是生活的支撑，可是并不充裕。因此，专家建议，用少量的收入积累起来的“多种收入”来维持生计。譬如说，每周做3天护工的工作，一天去文化学校当老师，偶尔做做有偿志愿者等。只要有意愿和能力，无论年龄、性别，都能够自由就业劳动。到目前为止，和家人一起度过老年时光是一个幸福的样本。可是，人们现在如此长寿，就不能避免和配偶的生死之别，而孩子也长大成人，很多老年人就只能形单影只地度过余生。

到了八九十岁也要和家人一起生活，这样的想法已被证明只是幻想。现实情况是到了八九十岁的时候，支撑老年人生活的人群，会是朋友、旧识，以及能够信赖的福利护理人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护理保险制度是老龄人群能够度过丰富老年生活的“救世主”。

日本朋友送的杯子上，写着这样几句话：“人生从60开始；70岁来迎时，说现在只是留守；80岁来迎时，说还早得很呢；90岁来迎时，说这么急呀；100岁来迎时，说收拾收拾这就走。”

如果这种达观和豁朗的精神能够激发应对挑战的创新措施，老龄化也许不再是日本停滞不前的借口，而是成为一个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国家典范，那么这对全世界来说，也将从一个警钟，变成福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