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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调查:杭州养老院

日期:2012-04-22 来源:青年时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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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电影《桃姐》的余温尚在,但社会老年化和养老机构运营的话题,却依然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热度。

  越来越多的老人及家属,因为观念的转变,已经不再排斥养老机构。惠州颐讯了解到也有不少老人,因为家庭关系的紧张,将养老院视为归宿。

  但根据杭州民政局提供的数据,目前,杭州辖区养老院床位总数为33154张,与老年人口的比率为2.71%。在主城区,公办养老院一床难求的问题也早已不再新鲜。

  但是,如果硬件上的缺憾可以通过建设来弥补,那么软条件的缺失则更应引起人们的担忧。所有在册的护工,拥有《护工技能证书》的人不到50%。而这支承担着养老一线劳动任务、与老人直接接触的队伍,本身还不那么稳定。

  惠州颐讯了解到杭州正在做的是,一方面财政继续投入,另一方面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养老领域。但正如杭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处长陈国民所言,养老院是个微利行业。

  套着“民营”头衔的养老院,虽然增速迅猛,但一样有着说不出的苦恼。

  A

  护工的问题

  护工的专业素质不高

  护工,周阿姨,50多岁,衢州人。

  周阿姨已经在城北的一家养老院工作两年了。她属特护区的护工,要全天对6位老人的起居负责。

  头一次见到周阿姨时,她正在特护区10平米左右的公共卫生间给一位老人洗脚。

  卫生间大门左侧,是两个抽水马桶。马桶就像两把放在地上的椅子一样,老人们来去,解手时没有任何遮挡。他们中的大多数,能在护工的帮助下解完手,就已经是一项不轻松的工程了。

  大门右侧,一块塑料布围成了一间浴室,里面只有一个莲蓬头,但对于特护区的老人来说,这唯一的莲蓬头也很少派上用处。

  周阿姨就在马桶与浴室间的空处,给老人洗脚。老人身患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,小腿满是因炎症而起的斑驳红点。周阿姨戴着皮手套,用毛巾反复擦拭炎症的部位,她说,“怕自己害上皮肤病”。

  皮手套与皮肤接触,发出“吱啦”的摩擦声,擦干后,周阿姨还要给老人敷上皮肤药膏。老人不会说话,一会儿皱眉张嘴像是很痛的样子,一会儿又面无表情。周阿姨说,她平时都这样,这不是痛。

  周阿姨告诉我,每次倒洗脚水,她都会往老人的绿色脚盆里撒一些盐花儿。“其他护工告诉我,盐水能消毒”。

  至于撒多少盐才能消毒,周阿姨心里也没数,“反正就是他们(其他护工)说的”。

  来养老院前,她还在工厂里打工,做的是手工活。

  经朋友介绍,她当上了养老院的护工,这一干,就是两年。

  记者在走访主城区的数家养老院过程中,发现取得由劳动部门颁发的护工技能证书的护工并不多。

  一位院长坦言:“如周阿姨这样的护工,本身没有受过几年基础教育,看字都成问题,考证书更是天方夜谭。”

  这个话题同样被杭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处长陈国民提起,据介绍,我市目前养老机构护工队伍,拥有劳动部门颁发的《护工技能证书》的人数占比还不到50%。

  但是,没证书的护工也不得不用,因为,护工队伍的稳定性本来就是一个大问题。

  护工队伍稳定性很差

  护工,胡发娣,48岁,安徽休宁人。

  在城北这家养老院的特护区公共卫生间,靠窗的一条连排水槽下方,刚好能放进几叠脚盆。有的七个脚盆一叠,有的四个脚盆一叠。

  胡发娣正逐一冲洗自己脚边的四个脚盆。一叠脚盆归一个护工管理,有几个脚盆,就有几个对应的老人。

  市民政局陈国民处长介绍,民政部门一般要求的护工与老人配比,要维持在1∶5。显然,在这家养老院,符合特护员比例要求的护工只有胡发娣一人。

  胡发娣是农历龙年春节后来这里上班的,已经干了两个多月。但她一直没对家人和朋友提过目前的工作。“不好,不好和家里人说。”她似乎没有适当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困惑。

  “社会地位低、认知度不高、脏活累活全都揽、工资待遇还不高。”陈国民处长本是公办养老院管理者出身,常年涉及养老行业,他认为这四点理由,导致了护工队伍的稳定性差。

  胡发娣有些怨气,上个月,她没有拿到额外的津贴。惠州颐讯了解到按照养老院的规矩,照顾六个人或以上的护工,能在2000元工资基础上多得300元的补贴。胡发娣只照顾四个病人,因此她无法得到这笔津贴。

  人越老,越像小孩子。这是胡发娣对自己两个月护工工作的感受。她们没有休息天,白天,管老人一日三餐及洗漱擦身。空下的时间就是赶紧清洗老人尿湿的裤衩。她说,运气不好的时候,一天要给一位老人洗三条。

  胡发娣说,自己的老公在萧山做木匠,儿子在郊区工地打工。虽然一家人都在杭州,但从正月以后的两个月来,他们也没见过一次面。

  就在10天前,她交了辞职信,措辞与说话口气一样直接,我不打算做了,要辞职。院长拿着这封写得歪歪扭扭的辞职信没批准,提出必须要有人接上才放她走。

  胡发娣说,我管不了那么多,提前一个月辞职,到时间我就走人。

  像胡发娣这样干一段时间立马走人的护工,不在少数。关于待遇的问题,民政部门也是看在眼里。市民政局陈国民处长说:“我们曾经提过建议,给护工岗位实行政府补贴,使持证上岗的护工待遇提高,以此鼓励更多有证的护工长期稳定地工作。”

  B

  老人为何选择养老院

  那些寂寞的空巢老人

  老人,吴根弟,82岁,杭州人。

  82岁的吴根弟,是位于城东一家养老院的“新人”。记者见到她的这天,吴根弟才住进来不到30个小时。

  她住在自理区,双人间,分里外屋,有独立的衣柜,还有一张一米二的床铺。但头一个晚上,吴根弟没有睡好。她说,住惯了家里,换了环境总难免不适应。

  吴根弟的老伴去世已经10多年,她自己独住60多平米的房子也有好几年了。大儿子在宁海,小儿子在杭州。去年,吴根弟把腰闪了,82岁的老人终于服老。原来,她都是一个人饮食起居的,儿子们只有在休息天、节假日来探望,日子过得也颇有些寂寞。

  吴根弟说,自己名下没有什么资产,最值钱的也就是这套房子了。老人年纪虽大,但思维依旧清晰。老人立了遗嘱,百年后,房子按比例分给两个儿子。吴根弟以当家者的身份把遗嘱告知两个儿子后,只提出一个要求,用自己的退休工资,把自己送到养老院,有人管饭就可以。

  惠州颐讯了解到采访的那个下午,吴根弟像是有说不完的话和我说。从自己做童养媳到如何挨过1960年的饥荒,从自己老伴怎么分得房子到大儿子为什么去了宁海,她对我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。

  “他们有他们的生活,我一个孤老太婆,怎么好再夹到儿女家里添乱呢?”

  想家情结和亲情间矛盾

  这几乎是一试一个准的事情:每当走进一间老人房,首先看到记者的老人,总会对旁边的室友说:“你儿子来看你了。”

  滨江附近的一家老人公寓,中饭时间,记者走进陈彩仙和罗福宝的房间。她们一个89岁,一个86岁,陈彩仙拍拍罗福宝的肩膀,每个这样说话的室友,都是一副羡慕的表情。

  家人探望,对老人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虽然老人们嘴上总说,“不想麻烦孩子,没事别过来。”

  说起儿女,罗福宝满口称赞。她说,不愿意人家误解自己的儿女不孝。

  她以前是西湖船娘,1980年退休后,落下了脊椎不好的职业病。老伴去世,骨刺病复发,儿女坚持要轮流照看,但她最终还是拗过了儿女的反对,住进了养老院。来养老院8年了,儿女隔三差五就来探望。

  逢年过节,儿女就会来养老院接罗福宝回家。虽然口头上一遍遍地说麻烦子女,但这样的时刻最让罗福宝开心。

  “想家吗?”

  “当然想了,都是要抱重孙子的人了。”罗福宝不假思索。

  但每次回家,看到儿女张罗饭菜、腾地方铺被褥,罗福宝又很矛盾。她说,不忍心看着他们围着自己转。她总是开开心心地回家住几天,之后,心里就七上八下,催儿女快把自己送回养老院。

  逃离原来的“是非之地”

  与罗奶奶的家庭环境不同,陈彩仙进养老院,是为了逃离“是非之地”。

  她过去租房住在吴山脚下,儿女有房,平时一个人上山聊天也过得自在。但随着两年前的一次拆迁,她住到了儿子家中。

  陈彩仙信佛,89岁的高龄,身体至今硬朗。这两年还走遍四大佛教名山,每星期都要坐公交车去庙里烧香。可儿媳妇并不能接受陈彩仙的一些习惯,婆媳闹僵,才一起住了一个多月,陈彩仙就提出要进养老院。

  在这以前,陈彩仙根本不知道养老院是什么样子的。她的目的很单纯,早点搬出“是非之地”。

  现在,她和罗福宝同住一间双人房,两人相处得不错,也算基本打消了养老的顾虑。

  但这些住在自理区的老人还是有一点担心的。天天望着对门的特级护理区,看着护工一遍遍把脑子糊涂、走路颤巍巍的老人拉回病房,罗福宝摇头道:“真正老掉以后的日子还在后面呢。”

  C

  管理者的功课

  公立养老院没空床 民营养老院愁床空

  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,早就不是新鲜的话题。在记者的调查过程中,杭州城的一些公立福利院、敬老院,几乎都再难安排出空床位。

  据陈国民透露,从去年起,杭州各公立养老院就陆续停止了预约登记的服务。

  陈国民说:“养老院不像医院,床位周转率很低。”情况的确如此,最多的时候,杭州福利院预约登记人数超过2000。但一般进了养老院的老人,也就意味着在这里送终。陈国民说,登记人数就是个虚拟数字,停止登记,是希望老人和家属能更多考虑其他的选择。

  而这样的情况,不太会发生在民营养老院。

  拱墅区一家民营养老院的院长,常年通过网络、传单等宣传方式,招徕老人入住。这样的方式当然有一些效果,但其中有不少是被其他公立养老院拒收的老人。

  这位院长告诉记者,要不就是社区介绍来的三无(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、无赡养人和抚养人)老人,虽然交的钱不会比其他老人少,但遇到老人生病、去医院等问题时,养老院就必须要揽下所有的看护。通常,老人生病住院时都会由家属出面照料工作。

  同时,更多的无自理能力的老人也涌向民营养老院。江干区一家民营养老院甚至“收怕”了这样的老人,经营者宁可让床位空着,也不愿意再接纳新人此时,仅有的3位特级护理护工已经要照顾10多位特护老人,且这些老人的平均年龄都大于88岁。护工的压力巨大,哪怕再多一个老人的工作量,都会直接导致护工的流失。

  惠州颐讯了解到为了缓解一床难求的局面,杭州也在加快新建公立养老院的步伐。但陈国民说:“光靠新建公立养老院远不能解决问题。”

  另一个吸引人眼球的数据是,2010年,我市民办养老机构床位数增幅25%,2011年,这一增幅已达32%。越来越多的民营资本进入养老领域。

  社会的偏见和误解 政策的应对和破题

  “但养老是个微利行业。”陈国民说。

  “老板娘,我想请个假。”和城北那家养老院的院长谈话正酣时,一位护工进门请假。事后,院长急忙解释,因为是民营,员工更习惯叫自己老板娘。

  这是民营养老院的一个心结。这位院长说,从创办开始,社会就好像对民营养老院有一种天然的抗拒。在住的老人遇到一点问题,动辄说她要赚钱。对外宣传时,对方得知自己是民营养老院的人,表情就会僵硬一会儿。这些都让她觉得很不舒服。

  这位院长给记者列了一个清单,十几名员工的工资一年要开销30万元左右,60余名老人一年的收费大概在75万元。余下的还有房屋租金、伙食、水电煤。院长的账本上,罐装煤气涨价20元,一周用2瓶的细账都一目了然。

  “不盈利,怎么继续开办下去?”

  西湖区一家民营养老院的经理陶女士,算是“半路出家”的养老院职业经理人。惠州颐讯了解到此前,养老院的场地是一家宾馆,两年前才沿用原场地转向经营养老院。这家养老院的入住率一直不高,陶女士也尝试着做了一些管理上的创新。

  陶女士认为,比起所有的硬件,护工与老人沟通的软条件,才是经营养老院的核心问题。现在,她对哪位老人爱看报纸,哪位老人爱聊天,哪位老人喜欢戏剧搞得一清二楚。这都得益于她给每位老人建立的心理档案。

  对于这家入住率还算一般的养老院来说,维护好老人与护工的关系就是维持经营的关键。通过软条件的提升,这家养老院也从原来的40%多入住率提到了60%。但通常来说,70%才是养老院经营平衡的节点。

  陈国民介绍说,正因为养老行业的特殊性,因此政府对民办养老院的扶持条件也是有许多优惠的。对于新建养老院,养老院新增床位,政府都会采取减免税收、财政给予直接补贴、政府购买民办养老院的服务,以此增加养老院的收入。

  目前杭州运营较好的民营养老院,多是租用场地,且条件也没有公立养老院那样优越。无论规模、资金,都没有太大的优势。利用好政策是一方面,更重要的,还是提高社会对民营养老院的认知,提高民营养老院的入住率。

  民营养老院

  典型性样本

  爱心老人之家

  李青是拱墅区爱心老人之家养老院的院长,这家民营养老院已经成立七年。它从最初2年租借小区房经营、收住仅8位老人,发展至今天拥有3幢公寓房、收住60余位老人的规模,为杭州民营养老院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发展样本。

  李青本是出租车司机,“半路出家”,从2004年起经营养老院。当时,爱心老人之家租用拱北左岸花园的小区房做经营,满打满算才容下11个床位,办公区域更是与老人宿舍挤并在一块儿。

  李青经营养老院,下了一番苦功。惠州颐讯了解到自从养老院成立后,她白天负责照料老人,晚上则去杭州关爱医院找老资格的护工“偷拳头”。为老人翻身、喂饭、口腔护理、大小便处理、心理安慰,关爱医院的主业是临终关怀,要求比一般养老院都高,而李青在起步时就用临终关怀的标准来提供服务。

  在持续亏损一年多后,李青迎来了养老院第八位老人的入住,由此,养老院才实现收支平衡。

  但民营养老院遭遇的排挤诸多,最典型的例子,就是在李青与房东的租赁合同上有明文要求:老人不能在屋内去世,否则李青就要支付一万元的赔偿。经营之难可见一斑。

  后来,在区民政局与街道的协调下,为运营步入正轨的爱心老人之家养老院提供了一条出路。街道在七古登村的两幢三层楼高的养老院楼房,可由爱心老人之家接管,两幢楼的租金优惠至8万元一年,但有要求在先:一是李青做院长;二是李青承包经营自负盈亏。

  李青答应了。但这并非一桩美差,归并后的养老院,又面临着新一轮的工作人员扩张。

  李青四处散发宣传册,严控服务质量、通过口口相传的原始传播途径,才得以在近年实现扭亏为盈。

  今年,爱心老人之家又租下了旁边一幢楼房,扩大经营面积。

  李青也同样面临着护工队伍流动性大、床位空置率高等问题。幸好她的场地租金有很大的优惠,但爱心老人之家依然任重道远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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